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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方:我的“看病”生涯有個永遠的痛

左中有 發布時間:2019-06-14 09:25:00來源: 中國西藏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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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60年代,王義方跟醫院同事開荒勞動。(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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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王義方跟醫院同事合影,后排左三為王義方,前排左一為王義方夫人李宜男。(照片由本人提供)

  冬日,藏北大地,被匆匆而過的雪花覆蓋著,像給早已干枯的雜草涂上了防曬霜,在親昵的陽光下彌漫著灼人的溫暖。幾處慵懶的牦牛立在純凈的雪地里,不時拱開一層層雪褥,露出干灰的砂礫地面,撿拾起零散的幾束枯枝敗葉,卷進嘴里慢慢咀嚼。星落著的牦牛抬起頭,望望遠方,幾十平方公里的平坦曠野上,小鳥還是沒有飛來,連影子也沒有,想必今天他們會在被窩里待一天。這些等待的牦牛們啊,注定要孤單地度過毫無生趣的一個白天了。頑皮的牦牛用鼻子拱起一堆雪,又拱起一堆雪,實在沒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卻突然望見,遠方似乎有一人一馬正慢騰騰的走來。走在前面的那個人,穿著兩個月都沒有洗過的白大褂,扯緊的韁繩背在肩上,隱沒在棉衣的褶皺里。遠遠看去,像一根斜立著的灰黑色柱子,似乎要倒向前方。后面跟著的那匹馬,似乎還沒有睡醒,無精打采晃晃悠悠地挪著,背上馱著的深紅色木箱子還有箱子側面中間白色的十字圖案,在馬背白色的鬃毛映襯下格外耀眼。馬,已經兩天沒有草料了。人,兩天來也只是喝了雪水,吃了點黃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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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58年6月,彭德懷簽署的準予王義方轉業的證明。(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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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方夫婦跟格辦人員合影,右二為王義方,左二為王義方夫人李宜男。

  這個人,名叫王義方,是西藏駐格爾木辦事處職工醫院一名普普通通的醫生。他在辦事處醫院39年的行醫生涯里,心里只有兩個字,那就是“看病”。當初,他的父親王會賓給他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希望他義薄云天、遠揚四方,故名義方。沒想到他真的做到了,只不過是行醫四方。

  讓我們一起走進王義方的“看病”人生。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王義方,祖籍河南開封,1933年出生。在家排行最小,上面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從小聰慧,喜讀書,深受長輩們喜愛。曾祖父王曾彥,出身于官宦之家。年幼時家道中落,十多歲就外出經商。喜愛鉆研科學,尤其對機械獨有所好。曾參與京漢路的初測和創辦山西省機械局,40歲時,謀就山西省機械局總辦之職。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離亂中家產蕩然無存,因長于機械,應邀任大沽造船所(今天津新河船廠前身)總辦。祖父王桐生,子承父業,一直經商,家庭經濟比較穩定,屬當時的殷實之家。曾赴日本考察游歷,看到日本經明治維新國勢強盛,印象深刻,并影響到其對子女的教育。父親王會賓,在8兄妹中排行第一,從小家教頗嚴,一直以懸梁刺股、囊螢映雪等許多古人勤學故事為榜樣,把“從小就要學習本事,長大自食其力,為社會做事”作為自己人生的座右銘。1928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院工學碩士學位,隨后擔任美國西屋公司工程師、膠濟鐵路機務處工程師、北洋大學電機科教授、津浦鐵路天津機廠工程師,并兼任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教授。后一直在開灤礦務局工作,并先后任開灤煤礦機電處副處長,設計處工程師、主任工程師,北京煤礦設計院開灤分院副總工程師。他研制的裝煤機曾在全國技術革新展覽會上展出,他本人曾應邀在天安門觀禮臺參加“五一”觀禮并受到朱德同志接見。可以說,王會賓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卓越代表。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下,王義方自小就懂得勤奮好學、刻苦鉆研的重要性,一直都保持著白天苦讀、晚上思考、夢中惦著的學習習慣,成績總是名列前茅。1948年,王義方沿著父親的足跡,進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只是與他父親王會賓搞科學研究不同的是,王義方有一個醫生夢想,像孫中山、魯迅那樣,去學醫,去為廣大的國人看病,去救死扶傷。1951年9月,王義方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燕京大學生物系醫予組,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醫學院,開啟了8年的學醫生涯。1953年,因為學院調整,王義方被調至南京第五軍醫大學學習。后來,南京第五軍醫大學和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合并,王義方又前往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學習,并于1958年6月畢業。至今王義方還放著那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畢業證書,上面還有校長曾育生、政治委員劉慶珊的印章呢。還有一個證書,王義方也特別珍藏著,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軍官兵役證,上面有他被授予軍醫少尉的軍銜。

  1958年6月9日,為加強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發了王義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轉業軍人證明書,準予他轉業。接到轉業證書的那一刻,王義方落下了淚水,他舍不得離開那些孜孜不倦教誨自己的師長們,不忍心離開那些朝夕相處、共同研習醫學知識的同學們,還有熟悉的教室、校園里蒼翠的落葉松,都讓他難以割舍。當時,為了保障青藏公路過往人員的健康安全,學校安排他們同班6人,共同去青藏公路管理局衛生所工作。接到通知后,王義方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父親。

  王會賓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求學,他的學識和解決工程技術問題的能力都有了飛躍發展,對一些關鍵性的技術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美國西屋等一些大公司都很想留住他,據為己用。當時,正是中國現代史上內憂外患交困、革命斗爭風起云涌的年代,王會賓深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于是,懷著對祖國的眷戀和對家人的思念之情,抱著滿腔的報國熱忱,謝絕了公司的一再挽留,放棄了繼續深造的機會和安逸舒適的生活條件,于1928年毅然返回苦難深重的祖國,立志要將自己所學知識貢獻給國家。

  王會賓的家國情懷,一直是王義方最引以為傲的事情,但現在面對自己的去向,王義方有些躊躇了。親人們很想他回北京,王義方也想跟哥哥姐姐團聚,享受他們的關愛,但心里總感覺又有什么東西堵著一樣,讓他呼吸不暢、心情煩躁。王義方給父親寫了封信,訴說了心中的不快。王會賓很快就回了電報:“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王義方沒再猶豫,背上自己簡單的行囊,直接奔赴那個西部小城格爾木。從西安,經寶雞、蘭州、西寧,過香日德,最后到達格爾木,王義方才知道什么叫行路難,汽車的顛簸不說,僅時間就耗費了半個來月。到了格爾木,王義方對父親的理解更為深刻了,如果沒有一顆堅定的心,父親又是如何遠渡重洋,走完回家的那十萬八千里路途呢?只不過父親那次是東歸,而自己這次卻是西行。

  如果能吃上蘿卜絲咸菜該多好啊

  1958年6月底,王義方一行8人,到達格爾木,入職青藏公路管理局衛生所。那時的格爾木,很多人都稱呼“噶爾穆”,就連王義方在1959年元月份辦戶口調入,戶口本的發證機關都是青海省噶爾穆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那時候,格爾木市是沒有什么好房子的,大多數都是地窩子和土坯房,好一點才是平房,最好的就是慕生忠將軍辦公的那棟樓房。王義方和同行的5個男同學,分到了一間“半地窩子”,房子整體建在地下面,只有窗戶開在地上。青藏公路管理局衛生所當時就一個科室,不論是內科、外科、婦產科等醫生都在一起辦公,醫院人員也不多,包括勤雜工在內才五六十人。西北西藏工委考慮到青藏公路通暢需要,為了充分保障過往人員的生命安全,還是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于1957年修建了青藏公路管理衛生所醫院大樓。大樓有三層,中間是步梯,兩側是傾斜的陡坡,供醫院拉運東西使用。

  1958年8月,蘭州軍區第三療養院天水療養基地,從院長到醫師、護士、X光大夫,包括廚師七八十人,集體轉業青藏公路管理局衛生所。隨著人員增多,尤其是服務青藏公路的職能更加明確,8月份,青藏公路管理局衛生所更名為青管局職工醫院,同時醫院大樓也正式啟用。由于沒有自來水,職工和病人用水,就需要全院職工挑水保障,而生活廢物,也同樣需要挑下樓。大樓也沒有暖氣,全院職工就早早打很多煤磚,曬干了搬上樓,供冬天采暖使用。原本全院人員盼望著早早住進大樓,現在他們住進去后才體會到了諸多不便,于是他們就相互戲稱著“住洋樓、受洋罪”。

  由于青藏公路管理局職工醫院不斷壯大,而且去藏北又相對方便,所以西藏衛生廳就常常安排職工醫院的醫生護士去那曲農牧區巡診,為廣大牧區民眾生命健康保駕護航。王義方是醫院里面下鄉次數最多的那個,幾乎次次都有他的身影,而最令他難忘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夏天的那次下鄉巡診。

  這是王義方第一次下鄉。

  藏語,王義方不會說,但他不害怕,反正只是給牧區群眾看看病,只要醫術高超、醫到病除就行,能不能交流只是次要的。騎馬,王義方也沒有學過,可他同樣不怕,心里覺得那同樣是簡單的事情,值不得大驚小怪。可當王義方牽著馬,走在藏北安多縣的草原上,他才知道會騎馬對一個來草原義診的醫生有多么重要,也包括藏語學習。廣袤無垠的草原上,尤其是冬天,老鼠最是猖獗,肆無忌憚地到處找吃的,原本平整的地面被它們挖的千瘡百孔,到處都是深洞。人走在上面,倒是沒什么,但馬奔走著,就常常容易踏進去,尤其是前蹄,一旦踏進去基本都會跪倒在地上,然后在慣性的作用下,向前翻滾。馬,一般都會自我保護,通過翻滾輕易就卸去了沖擊所帶來的傷害,而騎在馬背上的人卻遭罪了。那些熟練的騎馬人還好,能夠順勢翻滾,一般不會有什么傷害,而那些不熟悉的人,一旦從馬背上摔下來,常常會皮青臉腫,屁股開花,疼痛的半天起不來。男的還好說,只要不是摔斷了胳膊和腿,都礙于面子呲著牙都忍了下來。而女的可不一樣了,那種突然而至的疼痛感,讓她們無所適從,本能的就開始嚎啕大哭,青海、甘肅、陜西的女人聲音比較大、比較粗獷,而河南的女人呢,一面嚎哭,一面喊“娘啊”、“哎呦我嘞親娘啊”,仿佛這樣才能抵消疼痛帶來的傷害。

  這次巡診組都是青管局職工醫院的,三個女的,三個男的,其中一個高高瘦瘦的女人,是河南人,等到達安多北部的那個游牧小村時,這個女人已經從馬上摔下來五次了。王義方很機警,自剛踏上草原從馬背上摔下一次后,就再沒出現這樣的事了,但到安多這個巡診點時,還是感覺屁股上灼熱的痛,用手一摸,才發現黏糊糊的血液早已涂滿了馬鞍,屁股上的褲子早已磨穿了。那時候,有些農牧民家里已經有了縫紉機,王義方就拎著破褲子,讓他們縫補,反正農牧民對來往的人都很熱心,王義方自己都記不起來找他們來縫補過多少次了。

  晚上,出于看病需要,當地牧民就安排王義方三個男的住土坯房,而三個女的則住帳篷,雖然有些不滿,但還是接受了。盡管勞累,三個男醫生還是給一些群眾看了病,然后就在牛糞燃燒的溫暖中,很快睡著了。天將亮的時候,藏北安多草原卻飄來了雨,一滴滴落在那土坯房上,不一會又順著房頂的草席,攪渾著泥沙,落在屋子里、落到床上,有一些還親吻三個沉睡的男醫生的臉頰、額頭、黑發。王義方仍然反應最快,趕緊喊醒兩個同伴往外跑,誰都不希望自己“出師未捷身先死”啊。被雨聲吵醒的牧民群眾已經起來,還有三個女護士,都從帳篷里走出來,當看到王義方三人滿臉渾身的黃泥巴時,都忍不住大笑,幾分鐘都直不起腰。她們從來都沒見過英俊帥氣的王義方也有如此落魄的時候,頓時心里充滿了無限安慰。后來,王義方他們三人就總結出了經驗,只要一下雨,就趕緊往外面跑,哪怕淋個落湯雞,也總好過渾身黃泥被她們笑話的好。

  剛去的時候,吃飯也沒有問題。由于天冷,農牧民考慮到醫療隊初來,就殺了一只羊,整整讓他們吃了一個月。大米飯就著辣椒炒羊肉,在藏北的草原上一定吃的有滋有味。一個月后,羊肉吃完了,大家就辣椒面就大米飯吃,這對王義方來說,簡直就是天大考驗。只要拌上辣椒面,王義方一口吃不下,胃里就開始翻江倒海。縣委政府考慮到王義方的特殊情況,就每月給他配給了5斤黃豆,當下米飯的菜。王義方頭一天還吃的津津有味,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竟然拉不出一點大便,這更讓王義方愁思百結。王義方不好再向組織提要求,就悄悄的給父親王會賓寫了封信,想吃點蘿卜絲咸菜。王會賓那時候的“右派”帽子剛摘掉,正一心撲在采煤技術的研究上,但對兒子的請求還是放在心上,他知道自己的這個兒子很懂事,不會無故提要求的。王會賓轉了整個市場,最終只買了兩袋醬油膏給兒子寄了過去。王義方收到父親郵寄的醬油膏無比高興,從那后別人都是白米飯拌上紅辣椒油,只有他的碗里是紫紅的醬油膏,這讓別人羨慕了好一陣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驟起。同年9月17日,王會賓在走投無路、求告無門的情況下,懷著屈辱困惑和孤苦無助的決絕心態,同相濡以沫、風雨同舟40余年的夫人李孟清一同棄世,時年68歲。王義方至此都沒吃上父親的蘿卜絲咸菜,但每每回想起父親郵寄的醬油膏,總會不由自主潸然淚下,哪怕是在夢里醒來,也總會看著窗外的月亮,想著遙遠的父母親和那遙遠的醬油膏。

  39年藏北從醫路,最后悔的就是當院長

  王義方最自豪的就是他的看家本領,給患者“看病”。從1958年來到青藏公路管理局衛生所,王義方遇到了很多疑難雜癥,也耗費了他很多精力,但最終也都有驚無險的克服了。

  1960年,楊業海的父親得了肺結核,空洞型的。旁邊的血管都給侵蝕透了,都是小洞,還咳血,血里面含有細菌,結核菌,具有很強的傳染性。當時,青藏公路管理局職工醫院就安排王義方主治,所有的結核病藥都用上了,就是控制不了。王義方實在沒辦法了,就給醫院打報告,休假一個月。醫院同意了,王義方帶上簡單的兩件衣服,直接奔赴天津,找到他當時在天津市結核病醫院工作的同學,讓他幫忙,去結核病醫院自費進修一個月。一天后,那個同學帶著王義方去了天津結核病醫院,而且是免費學習一個月。王義方利用這難得的學習時間,白天認真閱讀相關書籍,跟經驗豐富的專家請教,晚上躺在床上,不斷的揣摩、融會,甚至在夢里還不斷演練。

  一個月很快,王義方急匆匆的返回青藏公路管理局職工醫院。他先是利用吸管給楊業海的父親打麻藥,為其止咳,緩解病人的疼痛。又囑咐病人側躺,減輕空洞的壓力,持續堅持了一星期,可效果仍不理想,疼痛雖然減輕了不少,但空洞還在那兒,還是咳血,病情仍沒有得到全面控制。

  王義方走下醫院病房樓,心里苦悶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學到的知識和經驗,在真實的病情面前竟然發揮不出作用,是知識落后了,還是自己太笨,沒有悟道治療洞穿性結核病的真諦呢?

  七月的格爾木,白天溫度雖然也熱,但到了晚上尤其是夜里是非常涼爽的,甚至有些冷,外出的人常常是要穿上外套的。夜里兩點多,王義方沒注意到自己身上還穿著白大褂,只是感覺到此時的格爾木,還有鹽橋路,都是那么寂靜。月亮撒著清輝,像蒙了灰塵的水晶簾幕,跳著單調的舞曲,既沒有耀眼的光亮,也沒有熾熱的溫度,仿佛只是應付著閃爍的星空,有一句沒一句的聊著。呼呼的夏風,伴著亂舞的飛沙,吹起了王義方那早已染滿了污漬的白大褂,又吹響他瘦弱的肌膚,讓他連續打了六個噴嚏。王義方幾乎就要喘不過氣了,等過了好一段時間,緩過勁來,用紙去擦鼻涕時,突然停了住手。如果打噴嚏向外排氣,可以暫時讓人放松,減輕肺部壓力,那面對結核病人為什么不可以使用呢?王義方在空寂昏暗的鹽橋路上,像一道白色的影子,直接飄回了病房樓。

  當夜,就給楊業海的父親人工氣胸。同時,繼續堅持以前的結核病治療。等到肺壓縮了百分之三十之后,病人的咳血完全停止了,洞穿癥狀也消失,疼痛也不明顯了。后來又堅持用藥一年,結核病就痊愈了。

  王義方的這種刻苦專研、一心看病的行為,不但得到了患者的廣泛贊譽,同時也得到了同事和組織的普遍認可。1966年,西藏自治區召開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學習大會。當時,那曲地區整個醫療隊黨支部給一個名額,大家一致推薦王義方,但那曲地委不同意,因為王義方的父親已經被打成了“右派”。后來,醫療隊黨支部派專人說明情況,這個人確實很好,別人不能代表。最終,王義方代表整個那曲醫療隊參加了學習大會。

  因為王義方一直做醫生,做過科室負責人,但沒有明確過職務。一般的醫生工作5年,就可以提主治醫師,但王義方提主任醫師卻整整用了22年。1978年12月3日,王義方的父親王會賓得到平反。第二年,王義方入了黨。1980年,王義方任主治醫師。但國家沒有忘記王義方,他這個一直游走在青藏公路和農牧的巡診醫生。

  1983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勞動人事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三部門為王義方同志在少數民族地區長期從事科技工作,授予榮譽證書。1993年10月1日,國務院為了表彰王義方為發展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特決定從1993年10月起發給政府特殊津貼并頒發證書。

  王義方醫生有兩個偶像,一個是教會他“朝學暮想、夙興夜寐”做人做事的父親王會賓,另一個是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的心血管專家錢文俊。前者,王義方做到了,并引以為豪,而后者,則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錢文俊醫生在心血管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入的臨床研究,并做了很大的貢獻,被任命為人民醫院副院長,又被選為十四大代表。但錢文俊只當了半年副院長就主動退了,只當科室主任,并長期專注心血管方面研究,頗有建樹。而王義方,從副院長、院長開始,到退休,整整干了16年。

  聽王義方老先生說,他常常夜里醒來,望著窗外的月光,會不由自主落下兩行清淚,因為他心中有一個永遠的痛:后悔當了副院長、當了院長。(作者:左中有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駐格爾木辦事處)

(責編: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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