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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者這樣走過

馬麗華 發布時間:2019-04-19 09:35:00來源: 《青藏光芒》

  黑頸鶴是全世界15種鶴中最晚被記錄的一種,并且它還是唯一生存于高海拔地區的鶴類。作為藏族人心目中的吉祥神鳥,這一群翩翩舞者的形象以片花形式每每插播在央視紀錄頻道,連同“1876年由俄國探險家在青海湖發現”字樣,讓黑頸鶴及其發現者在全中國家喻戶曉。

  這只是隨手拈來的一例,類似被外人發現和命名的不限于物種,沙俄時期的普爾熱瓦爾斯基武裝考察隊一路發現“普氏野馬”“普氏原羚”“普氏玄參”,將區域物種統統名之“唐古特”,連黃河源固有的扎陵湖、鄂陵湖之名,也被篡改,重新命名為“探險隊湖”和“俄羅斯人湖”……

  引用黑頸鶴例證,一來為說明舊時代里,發現與被發現的角色定位,大抵取決于國力強弱;更重要的是為說明科學發現與傳統認知的區別。一部西藏地區古代科技史,不乏智慧高光,單單一個藏醫藥領域,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盡皆囊括其中,可是如同中醫命運,傳統文化一旦與現代科學相遇,必得遵從國際規范,重新“包裝”。科學發現也是這樣,非經專業化鑒定描述并發表公布,不得被收錄被認可。

  就這一意義說來,20世紀之前對于青藏高原的科學調研,中國學者基本缺席。其中原因不難判斷,歸咎于國力衰微、社會動蕩固然沒錯,但無法解釋在時局不穩、兵荒馬亂的民國年間,卻是中國現代科學萌發生長的年代,所以說,根本原因還在傳統認知——長久的教育和科舉制度不鼓勵學習數理生化,統治者視其為“奇技淫巧”(慈禧語),全社會則“唯有讀書高”,像徐霞客那樣的旅行家只能算是非主流人物。有觀察者對此做出過評價:19世紀西方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國之行后說,中國知識分子喜歡在窗明幾凈的書齋中吟詩作畫,不喜歡跋山涉水到野外觀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學科領域或可發展,唯有地質學不見得能有多大進展。

  這樣的局面隨著清王朝覆滅迅速改觀。中華民國初期,一大批科研機構、學術團體和自然科學期刊紛紛問世,先內地,再高原,野外考察熱潮興起。一批批篤信科學救國的志士,不畏艱辛走向青藏邊緣及腹地,堪稱國內青藏研究之先驅。常被后人感念的兩位獨行俠式的傳奇人物是植物學家劉慎諤、氣象學家徐近之。劉慎諤從法國學成歸來,擔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學所主任,1932年完成西北考查團新疆考察任務后,取道西昆侖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側,進入印度境內。其間所經歷的千難萬險,可以想象又難以想象。其中途經藏北高原遭遇過驚魂一幕,秀才遇到了持槍劫匪。據說幸好對方只謀財,不害命。想來更可能的情況是,在杳無人跡的荒原上,劉先生的出現反倒把人家先嚇了一跳,隨之又讓人家大失所望:這個奇怪的人一頭長發、滿臉胡須、破衣爛衫,隨身行囊里只翻找出一些(處理標本用的)舊報紙和花花草草,哪有什么值錢之物。再三打量的結果,放行。一年多杳無音信,家人和同事莫不以為先生早已遇難,直到大喜過望地接到他從印度發來的求寄路費的電報。那一年,劉慎諤帶回兩千多號標本。

  劉慎諤走過的無人區路線,后來被青藏隊反復走過;他經過的西昆侖古里雅山口,現在人盡皆知:2015年秋冬之際,來自多個國家的冰川學家齊聚古里雅冰原,鉆取冰芯,由于中央電視臺的助陣造勢,通過現場直播《問鼎昆侖科考記》專題報道,一度將這偏遠極寒之地“炒”成熱詞。

  1934年,26歲的徐近之受時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委派,擔任資源委員會青康藏調查員,隨商隊自青海進藏。途程將近3個月,一路觀察氣候,記錄溫度,測量高度。測高方法是使用煮沸法,以沸點高低換算海拔高程。他在拉薩建起高原上第一個測候所,八廓街房頂上第一次擺放了量雨筒。在藏三年,還曾策馬北上納木錯湖區,繞湖一周28天,進行水系、成因、流域及水生資源、氣候特征乃至當地人文風情的全方位考察,寫下《西藏之大天湖》等多篇專論;還曾西行后藏日喀則,專程前往珠峰地區。仰望珠峰,觀察“旗徐近之先生云”,將這一天氣現象首次記錄下來:“珠穆朗瑪峰東南面上升的潮濕氣流和強烈的西風相遇時,山頭遂有向東伸出的旗狀云。” 20世紀30年代,他在《地理學報》《方志月刊》等期刊推出一系列有關青藏高原地理、氣候的文章,其中《橫斷山間露宿兩月日記》,是在奉調返程中,特意繞道橫斷山,從藏東、川西至云南,穿行考察了兩個月的見聞記錄。


徐近之先生

  青藏情結就此相伴一生。徐近之后來遠赴英美留學,獲得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這期間《拉薩氣候簡介》等論文就發表在美國氣象學會會刊。1946年歸國回南京,就職于中央大學,教書育人的同時,致力于地理文獻學,代表作之一《青康藏高原及毗連地區西文文獻目錄》,將此前一個多世紀相關科學文獻窮搜博采,后經補綴,五千余條集大成,資料來源包括英、德、法、意、俄諸語種,尚有荷蘭、波蘭、匈牙利、捷克、瑞典、丹麥、拉丁文等等各小語種;內容包括地質地理地形、巖石與古生物、冰川、氣候、動植物,以及測量制圖,乃至文史宗教等等,總計26 類。并非簡單的目錄羅列,而是兼及背景介紹、調查史要,并附調查者小傳。先是內部油印,1958年正式出版。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制定科學技術遠景規劃,青藏高原綜合考察列入國家57項重大任務之一,亟待整理相關資料做工具書參考,徐近之欣然受命,一個人以6年時間編寫完成《青藏自然地理資料》,包括地質、地文、氣候、植物4 冊,于1960年出版,正好趕上多個考察團隊出征高原——西藏綜考隊、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考察隊、登山科考隊,無不視若珍寶,人手一冊。身為受益者,老隊員們每每憶及,無不感動滿滿,向我這個采訪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省卻了多少從茫茫書海中查找資料的時間和麻煩!


1974 年,任乃強先生(左二)與考古人員在巖屋前

  與劉慎諤從西北方向穿越青藏地區差不多同時,高原東南部也迎來一波考察熱潮,有中山大學組織過中外科學家在橫斷山主峰貢嘎山進行地理與生物的考察,有植物學家王啟無深入西藏察隅察瓦龍地區所做的植物調查采集,吳征鎰先生則于抗戰期間登臨白馬雪山……若論從事橫斷山區地理和社會綜合考察的先驅人物,不能不提到任乃強先生。為籌建西康省做準備,1929年他首赴川西高原十數縣實地調查,運用圓錐投影、經緯度定位,并以漢藏英三種文字合璧方式,繪制出我國第一幅百萬分之一康藏標準地圖和十萬分之一西康分縣地圖,同時詳細考察分析了各縣地質、土壤、氣候、物產等自然環境,以及農牧商業、民族宗教等社情,為西康建省提出交通、茶務、農經、礦業等等一系列開發建設規劃。此舉既是對啟蒙老師張瀾先生“經世致用、實業救國”理想的踐行,也是他在北平農業專門學校(北京農業大學前身)就讀農業經濟地理專業的學以致用,更來自心中塊壘:痛感當時國人對邊疆地區的隔膜,當政者的忽視,以致在“西姆拉會議”上“但憑英人所制簡略之地圖為討論依據”,任乃強先生遂立志于藏區研究,創辦康藏研究社,出版學術刊物《康藏研究月刊》,撰寫出版《康藏史地大綱》。另有《西康圖經》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部,1933年起在南京《新亞細亞月刊》連載,后由新亞細亞學會印行出版,今有中國藏學出版社新版。跨越自然地理和人文學科,任老先生終成一代藏學名家。

  高原另一側,地質隊的駝鈴響起來了。1935年,以翁文灝為主任、黃汲清為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委托孫健初負責甘、青、寧夏地質調查,孫健初和周宗浚因此成為首批跨越祁連山南北進行地質填圖的先行者。當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封鎖了中國各沿海港口,危亡之際,孫健初再赴玉門,為國家尋找急需的石油。1939年當第一口鉆井原油涌流,宣示了中國石油工業從此奠基,被譽為“中國石油之父”的孫健初先生,為中國現代工業建立了殊勛。曾有過那樣的時刻:孫健初與常書鴻相遇在鳴沙山下的敦煌莫高窟,科學與藝術之手緊緊相握——兵荒馬亂的年頭,災難深重的中國,這樣的一幕意味深遠。此時的孫先生不會想到,多年后,兒子孫鴻烈會沿著自己當年走過的祁連山、青海湖,重新走過,較之父輩走得更高更遠更久——從1961 年涉足西藏,70年代擔任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隊長,90年代擔任國家重大基礎科學研究“攀登”計劃青藏項目首席科學家,之后長期指導青藏研究,作為這一事業的靈魂人物,孫鴻烈院士迄今已躬耕了半個多世紀。


孫健初先生

  20世紀40年代在高原東部留下足跡、體現在曾鼎乾所繪路線圖示上的中國人,是從事工程地質勘查的羅文柏和林文英。是在1940年5月,他倆率調查隊從青海玉樹出發,經昌都、寧靜(今芒康)、鹽井和云南的德欽,行程數千公里,于同年9月到達昆明。他們隨身攜帶的工具和儀器僅有地質錘、指南針、無液氣壓表,所用地圖也是印度測量局出版的百萬分之一的“印度及其鄰邦地形圖”。考察結束后,兩位地質學家分別著有《青康游后芻言》和《江流索隱》等文,對藏東一帶地質情況及人文地理做了較為詳細的報道論述。

  這之后的1941年,還有一次半途而廢的公路工程勘測。其時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時段,中國大部淪陷,而同盟國援華抗戰物資唯一陸上通道滇緬公路危殆,國民政府亟欲在大后方開辟經滇藏至印度薩地亞的公路,遂于1941年5月,派遣敘昆鐵路工程局副局長袁夢鴻為隊長,率中印公路勘察隊,從西康出發。然而行至昌都南部和察隅一帶,屢遭西藏地方阻撓,被迫放棄。作為反法西斯戰線盟友,美國政府支持這一計劃,英國起初贊同,后來反對。之所以態度反復,患得患失,盡皆出自在藏既得利益的考量。總之英印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而西藏地方,也在二戰期間憾失一次出力機會。

  曾鼎乾本應在自己繪制的地質調查路線圖上留下行跡的,遺憾未能達成。那是在1940年,國民政府委派大員吳忠信先生前往拉薩,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地學前輩黃汲清先生得知這一消息,囑托地質學家曾鼎乾作為隨員進藏考察。然而代表團借道印度入藏,須向英印當局申請簽證,盡管曾鼎乾隱瞞了科學家身份,仍被察知,就這樣,唯獨他一人被公然拒簽!

  最終圓了高原夢,已在10年后的1951年。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托,中國科學院組建了首批西藏科學工作隊,隨軍進藏,任務是從科學研究最基礎處入手,進行路線考察,填補區域空白。曾鼎乾參與其中,感慨萬千。雖然由于健康原因,最終沒能渡過金沙江,但是他目送了隊友們走向高處遠方——

  科學工作隊隸屬18軍,全部裝備來自部隊,隊員們清一色軍人打扮。57位隊員分為5組:地質地理組、農業氣象組、社會科學組、語言文藝組、醫藥組。地質組9人,由工作隊隊長、39歲的地質學家李璞兼任組長;崔克信年紀最大,43歲;汪緝安最小,18歲,是從甘孜補充來的兩名西南軍政大學學員之一。過昌都,到波密,工作隊漸漸走在了進藏修路部隊之前。1998年采訪時,我僅能找到這批隊員中年紀最輕的一個,也已在中科院地質所退休。汪緝安先生回憶當年經歷種種,如何在瀾滄江上源之一的扎曲河附近,采集到早侏羅紀似盤齒西藏硬齒魚;還是在昌都,找到了一座幾天都走不出來的大型石膏礦;如何在冰雪中開道進入雪山和森林環抱的波密;如何與山林中的土匪對峙,云云。說起恩師李璞隨身攜帶的專業工具,一只測距用的計步器,一只測高用的氣壓表,一只從英國帶回的羅盤——李璞是留英歸來的地學博士。就憑借如此簡陋的裝備,從1951年到1953年,地質組完成了東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瑪,北至藏北高原倫坡拉盆地的路線考察,編制了沿途1:50萬路線地質圖和重點礦區圖,編著了《西藏東部地質及礦產調查資料》,首次進行了地層劃分,古生物化石的發現同樣相當可觀。

  農業氣象組由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土壤學家李連捷任組長,成員包括氣象學家蕭前椿,植物學家鐘補求、崔友文,農學家莊巧生、鄭丕堯,牧草專家賈慎修,以及森林、畜牧、獸醫、園藝、水利等專業共17人。從1951年起3年間,農業組先后考察了西藏東部的察雅、左貢、邦達等地的墾殖業,藏南農區、那曲牧區和亞東林區的自然條件,連同相關農林牧發展問題思考,編成《西藏農業考察報告》。在系統總結本次考察資料的基礎上,對進一步發展西藏高原的農、林、牧生產提出具體建議;在協助西藏地方舉辦農業干部訓練班,指導建立農作物和園藝試驗場方面,成效彰顯。專家們指導下建立的拉薩七一農場,如今是西藏自治區農牧科學院所在地,引領著西藏自治區現代農業科技的前鋒導向。有意味的是,間隔半個世紀,終于有了一個契機,讓西藏人民給當年創業者的繼承者以直接回報:在七一農場、農科院大院里,無償提供100畝地,用以興建辦公樓、實驗樓——2003年,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此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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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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