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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命題一觸即發

馬麗華 發布時間:2019-05-14 15:44:00來源: 《青藏光芒》

  正當施雅風率隊奔赴祁連山,開創冰川學之際,1958年,劉東生領導的黃土高原縱橫10條大剖面的調查同時展開。3年后,中國的黃土研究第一次登上國際講壇所引發的轟動效應是空前的:1961年第六屆國際第四紀聯合大會(INQUA)在波蘭召開,劉東生與會,并作《中國的黃土》學術報告;40 多年后,黃土研究史專家、英國學者Ian Smalley回首當年,猶自感慨:“劉的報告介紹了中國黃土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這一成果第一次證實了中國黃土的奇跡。……山西午城一個120米厚的黃土剖面有17層古土壤,表明第四紀至少有17次氣候變化旋回。要知道,那時候國際第四紀學術界都信奉阿爾卑斯的4次氣候變化模式,而中國的記錄給出了第四紀氣候變化更為復雜的圖景,中國第四紀黃土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頭。”文見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2006。

  沒錯,中國的黃土研究一直位居國際前沿,因為中國黃土得天獨厚,尤因這門學科的開拓者一直保有敏銳的洞察力、鮮活的創造力。從黃土出發,進而為中國第四紀研究、全球變化和環境科學研究奠基。超前,超越,是劉東生科學人生的主題詞。青藏研究何其有幸,迎來這樣一位引路人!而對青藏研究的參與,也在相當程度上豐富了黃土研究——高原上的冰期—間冰期沉積,可以與黃土—古土壤序列相對應,共同提示著古氣候環境的旋回和律動。

  初涉青藏高原,起點在希夏邦馬。

  也是因緣際會。西藏歸來的施雅風接受了一項任務:配合中國登山隊攀登希夏邦馬峰,組建一支科學考察隊。正當此時,與劉東生相遇,愿否同往?當然當然。劉先生剛剛完成一本黃土專著書稿,正在擬訂下一步工作計劃呢,恰好是個空檔。黃土研究整十年,心中久存一疑問:歐美有黃土,成因在冰川,由冰川研磨而成,與中國黃土大不同;那么我們的黃土與遙遠的冰川、高聳的青藏高原究竟有沒有關系呢?況且李四光先生說過,研究第四紀必須研究冰川;黃汲清先生也說過,研究古冰川需要從現代冰川做起,將今論古一步步追溯上去。這些未知,或許有望在青藏探索中得到解答?

  中科院分管領導竺可楨先生十分滿意這一組合,委任二人為正、副隊長。

  1964 年6 月26 日,李四光先生接見希夏邦馬科考隊隊員。中排:尹贊勛(左二)、竺可楨(左五)、劉東生(左六)、李四光(左七)、楊鐘健(右一)、張席褆(右三)、樂森璕(右四)

  1964 年6 月26 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會見希夏邦馬峰科學考察隊部分隊員。左起:崔之久、張明亮、施雅風、郭沫若、劉東生、熊德明、張康富 劉麗/供圖

  施雅風、劉東生聯袂主持的1964 年希夏邦馬科學考察,由于超強的陣容、豐碩的業績,堪稱完美,至今仍為中國地學界稱道,被奉為野外工作榜樣模板。那時三年困難時期剛過,正逢“文革”前黃金時段,而施、劉也正當盛年,45歲和47歲,科學家的黃金歲月。當這對黃金搭檔的目光一致瞄準這片科學沃土,一項事業從此奠基。

  不過在希夏邦馬地區所做的,起初仍屬填補空白的基礎工作。希峰北坡現代冰川發育,冰塔林自成世界,主冰川野博康加勒冰川(后更名為達索普冰川)長達13.5公里。施雅風帶領崔之久、鄭本興、謝自楚、季子修等一眾冰川學家攀至6200米高度,觀測低緯度極高山的氣候與冰川特征,繪制冰川測圖,細察冰結構、冰溫度、冰川形成條件、冰塔林發育和消融形態,對于古冰川作用也予以關注探討,一系列基礎資料為后來人提供了本底參照。后來人——施雅風培養的博士姚檀棟比前輩走得更高,拓展更深:1997年,姚檀棟帶領他的團隊在希夏邦馬峰達索普冰川7000米處,鉆取了3支分別長達160米的冰芯。


施雅風(左)解析冰洞形成原因


置身于希夏邦馬冰洞中的科考隊員。右二為施雅風


施雅風過冰橋

隨隊攝影記者馬競秋記錄希夏邦馬冰川考察的這組鏡頭,已成經典。

  冰塔林是低緯度高海拔山地特有的冰川奇觀:因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為緯度低而陽光角度高,導致冰川蒸發、消融與升華的不平衡。冰塔相對高度自數米到30米參差錯落,形態簡單的如丘如堡,復雜的則儀態萬方。穿行在晶瑩閃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處張望,但見冰路通幽,幽處依然是冰;冰塔崖壁間,散落著明鏡般的冰湖,貫穿著迂回的冰溝和深邃的冰洞;冰溝與冰洞之上或見雪橋,沿雪橋懸掛有流蘇般的冰鐘乳。還有遍地的冰芽、冰筍、冰蘑和冰杯,冰塔環狀生長處,猶如蓮瓣綻開,真正美麗而神奇。水晶園林中全然忘懷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眾人大喘著氣議論紛紛,贊不絕口,一致認定,希夏邦馬峰縱有風情萬種,最最引人入勝處,當數冰塔林!

  滿心驕傲感的施雅風由衷贊嘆:冰川事業真是一項豪邁的事業,是勇敢者的事業啊!這句話后來成為一句名言,成為中國冰川學人的座右銘。

  古生物學家在希峰地區首次發現了含大量腕足類、苔蘚蟲、三葉蟲、瓣鰓類和珊瑚類等化石的早石炭系和二疊系地層;聶拉木地層中的魚龍化石也是本次考察中發現的,這可是全世界魚龍化石海拔最高的產地啦!后經楊鐘健先生鑒定,命名為“西藏喜馬拉雅魚龍”。這正是劉東生最初的專業,師從楊鐘健先生研究古脊椎動物。轉向黃土這一中國科學界優勢資源,是在1954 年。現在呢,又暫且放下黃土,回頭做起地質學家對于科學荒原的常規工作:建立地層系統,進行地質填圖,把希夏邦馬從古老到晚近的地層逐一命名:希夏邦馬群—港

  門穹群—雪拉群—野博康加勒群……

  生活于三疊紀的魚龍類是古爬行動物的一目。適于游泳,生活于海洋中。性兇猛,以動物為食,卵胎生,侏羅紀最繁盛。中國西藏發現的喜馬拉雅魚龍,體長達10 米。

  劉東生專心致志地與石頭打交道。說來也巧,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施工,劈山開道,封存了億萬年的巖層裸露,真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天賜良機。劉東生流連其間,近乎貪婪地去觀察,去尋找。但新開辟的路段危險,滾石塌方時有發生。某天野外作業時,忽聽有人驚叫,一塊巨石自天而降,劉東生左右閃避不及,唯有撲向山根死角。目擊者們呆傻半晌,方才沖過來——還好還好,正在拍打渾身泥土的當事人,只不過擦傷一點點皮肉而已。

  此時板塊構造學說正躁動于母腹,尚不知喜馬拉雅和包括魚龍在內的海洋古生物化石來自遙遠的南半球,但是一個證據的出現,卻引發了一個超前的新命題,促使“高原隆升”先于“板塊碰撞”被提出。


高山櫟葉片化石

  夏季某一天,收工回營地,北京地質學院教師張康富交來一塊植物化石,說是在海拔5900米處冰川一側撿到的。劉東生細加端詳,但見輪廓和葉脈清晰,是一片闊葉,不禁心有所動。這類闊葉林生長在藏東南海拔3000多米位置,化石卻出現在高于上限兩三千米處,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說明了什么?如果它是來自幾千萬年前的遺物,也許不足為奇,因為當時國際地學界認為青藏高原高度久已存在,隆升時間從未作為問題提出。但是,假如這片樹葉生長在較晚近年代呢?

  這只是個開頭,類似化石后來被采集到多枚。回到北京,產自希夏邦馬的這批葉化石和孢粉化石徑送北京植物所,請徐仁先生做鑒定——結果激動人心:葉是高山櫟的葉,年齡僅有兩三百萬年!

  這就意味著,青藏高原隆升到目前高度是晚近發生的事件,而且似應在兩三百萬年里上升了兩三千米!相關論文發表在中科院主辦的英文版《科學通報》,在國際地學界引發了不小轟動:由于從未想過,難以置信,更多是驚奇。

  喜馬拉雅到底有多年輕,這次采集的花崗巖標本也提供了證明:請李璞先生用鉀-氬法測年,較老地層的一組樣品3500萬~ 3600萬年,古近紀產物;另一批樣品年齡僅有1000萬~1700萬年,新近紀產物,皆屬新生代喜馬拉雅期巖漿活動產物。

  1964年希夏邦馬登山科考雙豐收:這座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后的未登峰被拿下,10名登山健兒一舉站上峰巔;此前海拔高程在文獻和地圖中不一致,現在被精確測定為8012 米;同時為希夏邦馬正名:原在地圖上中文標以“高僧贊”,系出梵文意譯,改為當地傳統名稱——希夏邦馬在藏語中含有地勢高峻氣候嚴酷之意。

  科考隊圓滿完成預定任務,額外提出“高原隆升”命題——青藏高原形成演化與環境變遷,從“青藏高原隆起時間、幅度和階段”課題,到“喜馬拉雅隆起及其對自然界與人類活動的影響”課題,正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由一枚化石引發的新命題,意義之重大之深遠,歷經半個世紀,愈發凸顯,輻射到地球科學多領域,成為國內外青藏研究熱點之一,持續至今。

  至于心中久存的疑問,黃土形成與青藏高原之間的關聯,要等到多年后高原隆升導致的環境變化效應被解碼,高原周邊冰川作用下的黃土堆積被認識,黃土物源中增加了“冷黃土”——要等到那時候,答案自會呈現。

  希夏邦馬之后,施雅風先生馬不停蹄趕往藏東南。為時兩年的古鄉泥石流考察尚未結束,劉東生又找到施雅風,醞釀另一大項目,直指珠穆朗瑪。與上次相同的是,再次搭乘登山隊“順風車”;組合有不同,兩位先生正副隊長角色互換,隊伍也有所擴大。年富力強,豪氣干云,事業騰達,是他們也是其時中國科學界的寫照。“文革”前的幾年里,在“運動”與“運動”間隙,“搶”出了他們迭有建樹的黃金時段。

  這一次動作夠快,1966年的春節是在拉薩過的。3月份,科考隊已就位于珠峰腳下。不幸的是,6月初“文革”開始,被迫撤離。從謝自楚兩下珠峰的遭遇,可見此次考察活動之一斑。

  留學蘇聯畢業于極地冰川專業的謝自楚,是當時全中國唯一的冰川學科班出身,1960年歸國,先在蘭州大學當助教,兩年后“歸隊”,調至施先生麾下,擔任天山冰川觀測站站長。第一次上珠峰,他帶領第三專題組——冰川與氣象組,在3月份的嚴寒中,沿東絨布冰川海拔5440米至6600米步步為營,設立自記氣象點和冰川觀測點。按部就班中忽有“運動”消息傳來,同時傳來指令,要求提前撤隊,回單位搞“運動”。謝自楚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活兒,力爭留守未果,只好忍痛離去。不等到家,就在途中的拉薩,即被本隊造反派打成“反黨分子”;回到蘭州當晚,例行的歡迎會改為批斗會,紙糊的高帽事先備妥,上書“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字樣,留蘇背景是現成的靶標。

  野外考察就此擱置,直到1968年春被再度提起,聽說是當時主持科委工作的聶榮臻元帥發了話。得以再上珠峰,謝自楚重返故地,只見原先金碧輝煌的絨布寺廢墟一片,前年布設的測量花桿失蹤,6600米觀測點的百葉箱散架。找來找去,只找到一支溫度表。這支專業用表記錄最高溫,水銀柱上去了下不來,奇怪的是它居然停在47℃高位,讓謝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恨不得把兩年損失一下子補回來,這一天謝自楚忘我投入,在冰裂隙區跳來跳去,在冰磧丘中攀上爬下;只身前往東絨布冰川,補拍粒雪盆照片,這是測繪組同事委托的額外任務。返回營地已在午夜,這一天總計在海拔6000米上下行走20個小時,負重20多公斤,行程約30公里。這一天他觀察到珠峰獨特的滲浸凍結成冰作用,對于冰川學來說,當屬探索珠峰冰川成冰之謎的重要發現。


1972年10月珠穆朗瑪峰科學考察討論會在蘭州舉行

  歷盡艱辛并滿載而歸,迎接他的卻比上次更慘:回蘭州剛下火車,直接押送批斗會場,當晚進“牛棚”,新罪名是“保施(雅風)反革命集團頭目”,皆因施先生已被升格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施先生怎么啦?一個家國天下、壯懷激烈的人,青少年時期就顯現出非凡抱負和品格的人——17歲撰寫《德意志第三帝國與歐洲政局》(刊登在《南通中學生》雜志),18歲撰寫《戰時中國的生存線》(《五山日報》連載5日),預見性地提出抗日戰爭遭封鎖時可開辟西南國際通道的設想。這一年國家大事有“七七”事變,個人大事有考進浙江大學史地系。戰時的浙大在老校長竺可楨先生帶領下一再西遷,師生們在課間軍訓,獨有施雅風一度輟學參加戰地服務團;在動蕩的生活中、移動的課桌上完成學業,學士論文《遵義南部地形》,研究生論文《華中水理概要》;就職于中國地理研究所,1947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活動……

  正所謂荒唐年代荒唐事,顛倒世界顛倒人,受難的不是哪一個人,“運動”初期如冰雪崩,壞消息不時從各地傳來,同事老友受迫害幾乎無一幸免。為新中國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施雅風,這位科學家和革命者,忍過了兩年的批斗,“現反”罪名卻成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才有了1968年某個夏日午間,選擇了蘭州黃河大橋上的縱身一躍。

  “投身”黃河的故事,是1998年我在蘭州聽施老自己講的,作為笑談了。何以“未遂”?施老說因為判斷失誤:想當然以為高落差入水必發昏,沒想到入水瞬間驟然清醒,于是自行游向河心沙洲。故事結尾是,追蹤而來的人們著急下水,這一邊朗聲阻止:“這兒水大,不要過來,我會回去的——”

  “那時黃河水確實大”,說這話的時候,略帶黑色幽默,“現在啊,這一河段差不多已經干涸。”

  問起當年究竟說錯了哪句話,以至于被“現反”?施老說,“牛棚”歲月,每天早請示晚匯報斗私批修。有一晚忽然想起,忘記了一程序——“今天還沒做禱告哪!”本是心中所想,一不留神脫口而出,被人聽見舉報了。


蘭州會議參會人員合影 韓家懋/供圖

  相傳曾留下“絕命詩”一首:“丈夫此生欲何求,冰川凍土泥石流。事到如今唯翹首,黃河載我向東流。”更像是集體創作,愛他的人杜撰的,當然是在有驚無險之后。

  據說當時也并非無人懷疑過,一個擅長游泳的人會選擇投河了結?看似說不通,實際卻奏效:這一極端行為嚇壞了“造反派”,居然成為轉折點,從此獲得批斗豁免權,定罪也從輕:“犯嚴重錯誤的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1971年重回冰川凍土所擔任生產組副組長,可以重操舊業了,一面耐心等待“間冰期”到來。

  果真等到。1972年,鑒于國內基礎科研停擺有年,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向周總理匯報工作時,已有加強基礎理論的意見提出。周總理對此明確表態:基礎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抓好,不要說過了就像浮云一樣過去了。總理指示迅速傳播,聞風而動者大有人在,擱置幾年的珠峰科考總結被乘機重提,施先生得以召集舊部。不限于本次考察,1960年參加珠峰登山科考的專家也應請而來,有貴陽地化所的王明業、南京大學的王富葆等人,協力整理出一套《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七分冊,包括地質、古生物、第四紀地質、自然地理、現代冰川及地貌、生物及高山生理、氣象及太陽輻射,終得出版面世。

  是年秋,中科院在蘭州召開珠峰登山科考總結會,會議貌似波瀾不驚,實則暗潮涌動。孫鴻烈擔任會議秘書,并且執筆會議擬定的青藏科考十年規劃,申報中科院即獲通過。謀定而后動,1973年,重新披掛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踏上征程,向著夢想中的高地進發——30年后,當年的青藏隊員們撰文結集,書名就叫《追尋青藏的夢》。青藏隊,全稱“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按照國內科考活動慣例,是一臨時單位而非實體機構;按照1972年蘭州會議擬定的科考規劃時限,可以存在10年。然而10年過去,20年過去,盡管隨著喀喇昆侖—昆侖山—可可西里考察于1992年圓滿完成,青藏隊使命終結,但直到跨了世紀,旗幟仍在——從事應用研究的青藏隊員們活躍在“一江兩河”(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地區,繼而是尼洋河、“三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流域,為農業綜合開發,為扶貧或旅游開發,為自然保護區建設乃至青藏鐵路建設各項生態工程,總之在為西藏和青藏高原其他省區可持續發展設計藍圖,不論以群體還是個人形象出現,“老青藏”都是他們的光榮標記。西藏當地習慣沿用“青藏隊”稱號,視為自家隊伍,以感佩的心情長久紀念——我所見到的當今《中華通鑒?西藏卷》《西藏通史》《西藏科技志》一類史書,莫不將青藏隊連同史上歷次科考活動施以濃墨,使之永駐史冊。

  當青藏隊漸成歷史名詞,與之一脈相承的機構相繼問世:1990年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成立,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掛牌,2014年中科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建成……把一項區域考察任務最終做成一項事業、偉業,做成國際科學界品牌,僅僅用去一兩代人時間。作為采訪者,當我從大堆素材中理出頭緒,仍覺難以置信——從起步開始,走到今天,或順勢而為,或逆境突圍,檢索每一轉折處,居然未見哪一次機會被錯過!無論怎樣坎坷艱辛,總有動力,總能找到前進的道路,是青藏研究事業得以持續進展的一大特征。所以青藏隊的故事,需從一個人講起,看他如何不改初衷,方見始終。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責編: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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