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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軍人是這樣煉成的

馬麗華 發布時間:2019-05-14 16:12:00來源: 《青藏光芒》

  聽孫鴻烈先生講經歷,若說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是“看電影”,是不是有些奇怪?可是電影并非一般的電影,是《創業》;也并非尋常年頭尋常地點,是在1975年的拉薩。

  其時西藏科考進入第三年,條件大為改善:青藏隊隊部已在拉薩西郊的格培山前安營扎寨,建了基地,后勤保障加強。格培山就像一列屏風,橫亙拉薩市區以北,既不雄偉還有些荒涼,只在山褶處可見綠樹,山下則是大片濕地牧場。基地大本營位于自治區第三招待所大院內,一大片相當像樣的建筑,自治區黨校從藏東的易貢搬遷至此,是后來的事情;做了校址,拉薩人依然習稱“三所”。三所有座大禮堂,兼做電影院。當年春夏之交,正值空中和地面各路人馬齊集拉薩,大禮堂一連三晚放映《創業》,孫鴻烈一連三晚端坐觀看。影片主人公,那位飽經憂患、矢志不渝、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殊勛的總工程師形象,正是以孫鴻烈的父親為原型塑造的。新中國誕生前夕,甘肅玉門油礦總地質師孫健初先生,既謝絕了美國同行的邀請,沒有出國赴美,也沒按舊政權要求撤往新疆,而是和工人一起留守護礦,迎接玉門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后,任職于石油管理總局并擔任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為了永遠的銘記,玉門人、家鄉人、中國人為之塑像立碑,象征著“中國石油之父”精神不朽、業績長存。

  電影《創業》的公映也經歷過反復。特殊年代里,由于影片正面刻畫頌揚了知識分子,曾一度禁演,幸好毛主席說了“此片無大錯”,復又開禁。看過一遍再一遍,孫鴻烈說,每當他凝望著銀幕上的父輩形象,都會情不自禁,熱淚盈眶——父輩形象,由父親一代救亡圖存的中國科學家群體疊化而成,就像一面令人高舉遠慕的旗幟,從血脈到精神,從事業到命運,感召著、指引著自己的一生一世。

  孫鴻烈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平, 1937年抗戰爆發,舉家遷往南京。父親又遠赴玉門找石油,行前托付地質調查所同事好友照顧家小。南京淪陷前,母子倆由父親的同事保護,擠上渡船,經南昌、長沙撤至重慶……這就是童年孫鴻烈最初的經歷。記憶里有逃難的人群,有日寇飛機的轟炸,有重慶北碚“難民村”泥巴糊的竹籬家院。同住一院的,恰是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專家,后來皆成大家:陳恩鳳、馬溶之、熊毅、李連捷、劉海蓬,等等。有一組統計數字很有意思:新中國第一批院士(時稱學部委員),倒有半數經歷過重慶大轟炸——國難當頭,仍不忘調查研究做學問,話語間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土壤”,從此這兩個字深植于兒時記憶。


少兒時代的孫鴻烈,與父母合影于甘肅酒泉

  1941年隨母親輾轉來到玉門油礦附近的酒泉,一家三口終得團聚。在酒泉讀過小學讀初中,蘭州讀高中,喝了三年黃河水。在西北師院附中,少年孫鴻烈不僅學業優異,尤其數學拔尖,擔任班主席,同時身兼學校話劇團主力。師院附中校址在蘭州遠郊的十里店,作為住校生,他雖然熱愛校園生活,最盼望的還是假日,可以回到父母身邊。暑假期間,甚至可以跟隨父親的地質調查隊到野外,騎馬騎駱駝。在青藏高原北緣祁連山下,極目大漠曠野,雪山草原,少年情懷中,“野外”是最初的召喚和向往。

  1950年高中畢業前夕,父親調至燃料工業部石油總局任職,全家搬回北京。父親老友李連捷和劉海蓬前來看望——“難民村”里的鄰居,日機轟炸的硝煙里還不忘討論土壤的這兩位,正好都在北京農業大學土壤系當教授,眼見當年的毛頭小子已成青年才俊,滿心歡喜,聽說正為高考選專業,二人遂力薦土壤學。一心想要向父輩看齊的孫鴻烈,就這樣考進北農大土壤農化系。不久后李連捷教授隨軍進藏,任科學工作隊農業組組長,沿川藏線考察土壤資源,在拉薩指導建立農場、農業試驗場。西藏,正在此時讓青年孫鴻烈有了最初的概念。

  大學生活豐富多彩,名師教導下的課堂聽講,打下了良好的專業基礎;當班主席、當學生會主席,鍛煉了組織管理能力。尤其暑假中的野外實習,到過張家口、呼和浩特、包頭、銀川各地,實地考察草原、荒漠中不一樣的土壤類型,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分布規律,在未來的土壤學家那里,全都是十分有用的知識和經驗。


青年時代的孫鴻烈,作為大學生代表,參加國際農科學生代表大會

  大學畢業,就業第一崗是留校,在北農大土壤研究室當助教。正趕上1954年開始的國家大項目“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啟動,年輕的助教帶著更年輕的學生加入考察隊。在黃河流域調研黃土,與劉東生先生相遇,從此結下半個世紀的情誼。當時已是學部委員(院士)的李連捷教授十分贊賞劉東生,特請他來給學生們上了一課,主講野外如何觀察,如何做記錄。孫鴻烈看到了劉先生工整的野外筆記,欽佩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也要像劉先生那樣認真做學問。


野外大課堂:考察土壤和植被

  兩年后繼續學業,考入沈陽林業土壤研究所,做了宋達泉先生的研究生,主攻土壤地理。時值中蘇合作考察黑龍江流域,林土所承擔土壤、植被和林業資源專題,孫鴻烈主研黑土的形成與分類,完成相關論文之外,還編制出1:250萬東北土壤圖。這期間蘇聯土壤學界一流專家李維羅夫斯基、柯夫達、格拉西莫夫都來了,使得東北土壤研究甫一起步即直追國際水平。

  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61年。研究生學習階段結束,剛剛調至中科院綜考會,任命同時下達:參加西藏綜合科學考察隊,擔當學術秘書。就這樣,以父輩工作過的青藏北緣為起點,縱向穿越,一直走到喜馬拉雅,并且翻山而過。出發前趕做案頭,查閱了一批資料,所見舊時外國人考察活動居多,不由得心情沉重,下決心借助這次機會,在科學空白區有所作為。此時本輪科考已進行了一年,隊領導已將考察定位在應用,要求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供開墾,有哪些礦產可供開發,凡此種種。盡管孫鴻烈認為基礎研究不可偏廢,可是初出茅廬的人沒有話語權,只能是在服從安排、完成任務的同時,珍惜難得機會,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情。就這樣,在喜馬拉雅南坡的亞東,當他率一小組正沉迷于自然條件和垂直地帶分布規律觀察時,竟被召回,被指走偏方向,是“路線錯誤”,不免郁悶。

  終得釋懷,是在考察歸來,從竺老那里得到的肯定。時任科學院副院長兼綜考會主任的竺可楨先生特意聽取他的匯報,一邊詳做筆記,所關注的恰是海拔高度、溫度和降水量,自然條件與分布規律之類基礎數據,以及雪線、林線、湖泊、土壤、植被變化趨勢。遺憾的是,其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本次西藏科考不得不半道中止。尤其令人拊心扼腕的是,竺老這位青藏研究的倡導者,從上世紀30年代選派徐近之進藏,后來指導勉勵過崔之久、孫鴻烈,部署過60年代希夏邦馬、珠穆朗瑪登山科考,歷經磨難,剛剛目送青藏隊再出發,來不及看到業績涌現和人才輩出,即與世長辭。然而在孫鴻烈心目中,竺老何曾離去,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學界獎項——竺可楨野外工作獎,不僅由青藏隊集體獲得過,青藏研究的后生們也有多人獲此殊榮。

  西藏科考未能重啟,孫鴻烈參加中科院西南考察隊,主持川滇黔接壤地區分隊,轉戰青藏高原東南緣。此后50余年不離不棄,由將才而帥才,作為青藏研究群體總領隊,長期居于首席位置,完成一個終生交付。不過眼下還要再等一等,等待時機,等到具有遠見卓識的大師級人物出場,等到他自己加入青藏研究事業頂層設計之列。

  這一等就是將近十年。這期間經歷了“運動”,一應業務按下了“暫停鍵”。由于尚年輕的緣故,孫鴻烈沒有成為被批判的主角,只被冠以“修正主義苗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孝子賢孫”站臺陪斗,所以成為最先解脫的一批。解脫之路直通五七干校,在湖北省江漢平原上,跑運輸,修舊房,建新房,種莊稼,經歷類似脫胎換骨的改造,孫鴻烈扛起兩百斤水泥袋也可以健步如常。這期間有過一次機會,參加了綜考會組建的考察隊,是應青海省海南和玉樹兩個州之請,前去調查宜農荒地資源和草場資源。再度重操舊業令人振奮,可惜好景不長,青海歸來還得重回干校,等待單位撤銷就地分配。忽有小道消息傳來,說周總理認為綜考會還是很重要,撤不得。無從分辨確切與否,能夠確定的是由周培源傳達的周總理關于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指示,這就足夠了。隨后群體的和個體的命運改觀,孫鴻烈接到通知:返回京城,地理所上班,任綜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組副組長。

  隨后是忙碌的也是喜悅的:副組長孫先生接到的第一個任務,赴蘭州參會。什么會?珠峰科考總結會。然后在總結的基礎上,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長遠規劃,即十年規劃。就這樣,此前歷次考察過珠峰的骨干隊員齊集蘭州,風云際會,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奠基百年,對于一項事業來說,“蘭州會議”的意義有多重要,說堪比“遵義會議”之于中國革命也不為過。可是當事人說起,往往一語帶過,孫先生只說是擔任秘書,負責起草了規劃,而施雅風先生自有評價:青藏隊自此一往無前,蘭州會議上孫鴻烈是立了大功的!

  沒錯,出征僅僅兩年,就以戰果業績顯示了實力,領軍人物已然煉成,脫穎而出。至于“科學戰略家”的最終煉成,尚待擔任了中科院副院長、統攬全國資源環境全局之后的建樹作為。

  此刻,在三所禮堂觀看《創業》的那個人,每每熱淚盈眶,思緒萬千,心中長存無以彌補的缺憾:輪到自己創業了,敬愛的父親卻不在了——早在1952年因意外事故,孫健初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孫鴻烈覺得父親留給自己的更多是精神遺產,那是愛國的精神,敬業的精神,在祖國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的精神。跋涉在青藏高原腹地,常常想起幾十年前父親在大西北戈壁荒漠上的身影,每當此時,仿佛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交流,父與子身心是那么的接近。同樣是年過四旬,在已被西方地學界斷言“貧油”的國土上,父親開創了中國石油工業新紀元,而自己,卻痛失了多少寶貴時光!幸好有了青藏隊,幸好正在邁步走向多年理想,孫鴻烈格外珍惜這次考察機遇,從謀篇布局到專業統籌,無不竭盡全力,自然環境的惡劣、生活條件的艱苦,全都不在話下。即使在率隊阿里考察時,被告知疑似患了“舌癌”(后被否定)時也拒不回京;同時也格外愛惜這一群知識分子——老青藏們對于老隊長全都是有口皆碑,說這位青藏研究第一人正是這項事業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當然,謙遜的孫鴻烈不同意這一說法,只說是由于事業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內驅力凝聚起一個獻身事業的優秀群體。

  以1973年為節點,此前被稱作新中國青藏科考第一階段。兩相比較,既有連接契合,差別也明顯。以中科院青藏科考隊建立為標志,第二階段(1973—1992)少了臨時性、隨機性,從而成建制、規范化,不再是權宜之計,所以一做20年。自然過渡到第三階段,以1992年孫鴻烈院士首倡并擔任首席科學家的“攀登計劃”青藏項目為標志,作為多學科大綜合的青藏研究事業的基礎已經筑牢。路,越走越寬;人,越聚越多。看來不可思議,實則水到渠成:事業成功諸要素已然具備——宏觀前瞻的決策力,堅定不移的執行力,骨干隊伍穩定,有一位好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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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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